中央政府推出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计划，再加上地方政府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合起来不到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外界认为，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宽松的标志。如果这样去理解当然不错，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下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到120万亿元，上述发债规模其实很小。

  以2008年著名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作为对照，当时的GDP才区区32万亿元，4万亿占比大约为八分之一。如果今次同样按照八分之一的刺激规模来测算，需要注入的流动性要达到15万亿元的规模。

  当然，笔者这样分析并不是要呼吁出台一个1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事实上，“4万亿”其实也带来了不少后遗症，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标杆，值得照搬照抄。但尽管如此，彼时中央政府能够迅速推出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阻止市场主体的信心崩溃，迅速提高经济稳步的增长，积极影响还是大于消极影响的。咱们不可以因为后遗症，全盘否定财政刺激计划的作用。也因此，在经济复苏没有到达预期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恢复市场信心。

  譬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远未达到可以躺平的地步。最近中央政府提出了保障房和商品房两条腿走路的“房改2.0”，就是借此重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好机会。眼下大城市中有很多建于上世纪的简易住宅，没有电梯、预制板结构也不符合抗震安全标准，它们都可以由政府回购拆迁重建为保障性住房。在此方面，应该要求国有房地产企业承担起保障房的建设和经营主体责任，而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正好成为他们的资金后盾，同时也解决了市场需求和民生保障问题。

  另一方面，商品房也应该重新再回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轨道上。那些承担保障房主体责任，享受了财政支持的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商品房市场。同时要取消楼市的限价限购政策，这样才可以让商品房回归市场调节范畴，从而解决民营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困境，拉动经济增长。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对于楼市的价格管控，等同于放弃了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一线城市高收入阶层想改善生活水平，希望买高档住宅却买不到，因为要“摇号中签”；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积压过剩，还不允许降价销售，活生生卡住了房地产公司的脖子，让它们无法出清存货，把资金重新循环利用起来。现在各地的限价限购政策大多数存在了10年左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判断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新的供求关系，但是那些基于老旧供求关系的非市场政策还是没有能够迅速清除，妨碍着市场规律的作用。

  实际上，从产业升级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并不像宏观数据那么悲观。今年中国汽车出口历史性突破，成为全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预示着过去20年努力打造的中国汽车产业实现了对欧美强国的赶超。因为汽车产业链相当长，对宏观经济的拉动很大，不亚于房地产，而很多传统先进经济体都是依赖于汽车产业的，比如日本、德国等。而汽车并不是中国唯一实现这样超越的行业，高铁、造船，甚至大飞机都出现了对传统强国的赶超。所以，从这个产业升级角度看，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那么差、长期资金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那么悲观。作者觉得，类似房地产行业中的非市场政策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些非市场性政策阻断了高的附加价值行业成果向全社会转化和外溢的通道。

  本来一个一线城市的高的附加价值行业的突破，必然带来大量的高薪工作机会，这些人才具备高消费能力，而他们的高消费可以带动其他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使得全社会受益于若干高的附加价值行业的突破。而现在，这个传导机制被人为阻断了。好比堵塞血管导致的梗阻，容易危及整个身体的健康。对应的措施，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仿佛是输血，当然必要；但同时，最好能够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排除这些梗阻，让血液更加有效地流动起来。